然伦理和人性，违背天然人性的法律，不能代表社会正义。美、法、德、日、韩等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容许特定近亲不举证、不作证的法律。

反之，如果提倡“亲亲相证”，就会极大地破坏亲亲之爱和人伦秩序，致使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和隐痛，家庭关系不再融洽，社会和谐无从保障，从而动摇维护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基础。

有过这样的案例：弟弟为了筹集哥哥上大学的费用而偷窃了室友4万元。在警方的威逼动员下，哥哥在痛苦煎熬了24小时后终于将弟弟骗到自己的住处，埋伏在那里的警察将其抓获。哥哥的大义灭亲之举帮助警察破了案，但却使弟弟几乎崩溃寻死，而哥哥的行为也受到了社会的强烈谴责，自己同样痛苦不堪，情绪崩溃。难道这就是维护了公正，从而维护了社会和谐吗？

退一步说，亲亲互隐对一个具体案例可能是不公平的，可能会增加法律成本，但是亲亲互隐又对所有人有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应用这一法律来保护亲情而增加司法成本，这反过来也是公平的。所以，说“亲亲互隐”有悖社会公平，是对孔子“父子互隐”思想的误解。

最后一个问题，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合现代精神？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父子互隐”是孔子的创造，那么“大义灭亲”也是孔子的创造。

《春秋左传》中称赞杀死自己儿子的石碏：“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段历史故事大致是说春秋时卫国的贤臣石碏，在其儿子石厚跟着叛臣州吁谋反时，被其父把州吁和石厚骗到陈国，抓了起来，并将两人杀死。《春秋》里面评价石蜡是为了国家利益“大义灭亲”。

《春秋》这部儒家史书相传是孔子所修订，所以孟子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么同是孔子，攘羊则赞同“隐”，叛国则赞同“不隐”，并褒赞石碏忠于国家而“大义灭亲”，二者是不是矛盾呢？哪一种更符合现代精神呢？

其实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体现了孔子视具体情况而识大体、辨是非的伦理正义法制观。

父子互隐，是偷羊这样的小事，这里就要讲基本伦理；儿子谋反是叛国行为，这时候亲情就要让位于大义。

换句话说，比较符合人性的法律应该在小事上体现人伦，大事上体现正义。比如近年来，我国司法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司法实践，重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强制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要注意的是，以上是指刑事案件，牵涉到国家安危的重大案件并不在此例。你看，这就是法制的进步。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亲亲”原则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不可动摇的社会基础，而把“孔言”与“朱注”当做进士必考的大明朝，这一原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沈一贯牵涉到刺杀高务实父母，本质上是一种直接触犯儒家核心述求的“悖逆”之举。因此，作为被害者的高务实，可以用“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理由来发动反击，这一反击无论如何过分，都不会被社会舆论认为过分，而是会被认为合情合理，毫无争议。

高务实为什么要把嫌犯的认罪状送给沈一贯？其实就是告诉后者：你不要认为你背后有整个江南财阀，从而可以拉上整个心学覆盖地区的广大士林为你背书而有恃无恐。我现在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就凭这一纸薄薄的罪状，我就能让全天下人闭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为你站台！

不仅没有人胆敢为你站台，而且所有与你有所勾连的人都必须马上站出来，立刻与你完全划清界限，否则连他们也都得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