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不用干，就都变成了“吃租子”的地主了，几乎全是靠外地人养活的蛀虫。

这种想法更是自以为是的以偏概全。

因为真实的情况是，真正享受到这一好处的只有原先在京郊居住，后来因城市扩容而拆迁的农民。

而一线城市的真正老居民，除了自己祖上原本就有多处房产的，且能顺利要回来的人以外。

都很难从房地产价值暴涨中获利。

绝大多数留在城里的人，仍旧困于城市中心的一隅之地。

还别看房价单算都吓死人，什么好地段，又学区房的，可他们没人敢卖。

因为无论享受分房福利还是没有享受的人，人均面积太小和自住用途这两样，就给他们限制住了。

卖了房，人就不活了？接茬儿跟哪儿住去啊？

所以这些人仅是名义上的富翁而已，拥有的都是没法变现的财富。

无不过着眼望着高楼大厦，身居狭窄空间的贫民生活。

他们真正的生存条件，并不比初来乍到的外来人口更滋润。

这就证明了两个道理，人生往往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谁都只看见别人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历史是循环的。

有些困难谁也躲不开，有些问题永远换汤不换药，不改变社会阶层就永远会遇到。

那好，咱这就得回头，再说到边建功的身上了。

要按此时此刻正常情况来讲，即使他小子再能挣钱，这个困难也解决不了。

谁让他只是个出租汽车司机呢。

可偏偏他身边有洪衍武这么个邻居，这就成了他最大的幸运了，自然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最有意思的是，说起这幸运，还是幸运到了极点的那种。

因为洪衍武不光手里已经捏着两三套八九十平米的局长级别大三居，心里原本有底气，解决这点问题不在话下。

最关键的还是这小子上辈子干的就是这行啊。

另外千万别忘了，在正式搞拆迁干大买卖之前，洪衍武还跟着高鸣折腾过一阵二手房的买卖呢。

耳闻目睹，对这行里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怎么干的，再门儿清不过了。

论这年头怎么弄房，他可是真正的专业户啊，什么事儿能难为的了他啊？

他最清楚不过，由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过度年代，投资建房渠道不同和房屋分配标准不一样。

京城住房的真正情况是苦乐不均的。

别看老百姓没房，可当官儿的有的是房屋，长期空闲。

宋局长就是当官儿里的典型代表。

而这些人房子多得住不下也愁，于是也就有人想到了拿这些房换钱。

房租不值一提，最好的房一平米才一毛九，这是官价儿。

要不是有他给开的高价，宋局长的房宁可烂着也不会出租。

这样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期的房屋交易也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