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我曾两次从温哥华飞回国内，一次是在春夏之际，父亲病重，我陪同母亲回来探望；还有一次是在12月初一，已是深冬，我回国处理工作上的事务。

b城地处大陆北部，这个时节，天气本就严寒，前几天新一轮冷空气南下，刚下过的大雪未来得及全部消融，这几日鹅毛般的大雪又开始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

我让司机将我送到医院，下了车，未往前走上几步，就看到父亲一行人从大门口出来。

阿姨拿着换洗的衣服走在最前面，父亲坐在轮椅里由身后的妇人推着，身边的司机负责给两人打伞。走在最后面的是姜离，他正要加快步子，上前将父亲从轮椅抱到车里。

这太过温馨的一幕，像要融化这满天大雪一般，只是雪下的太过浓密，眼睛一刺，募地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一痛，就生生停在十几米开外。

我没办法又想回到车里，可是刚准备钻进去，就被发现了。

“何曦？真的是你。可巧，你父亲刚才还念叨着你呢。”父亲身后那妇人开口。

无奈，转身，我点点头，掸了掸肩膀上的雪。

父亲见到我先是很意外，随即脸上的笑容淡淡散开，他问我好，又说“小曦，你回国了，工作不忙？”

我说“还好，您还好吗？”

他说“挺好的。”

他旁边的妇人又解释说“你父亲之前胃不太舒服，小手术，就没有告诉你。”

我点头，触到姜离的目光，又躲开。

他看着我的眼睛却不带任何一点感情，我便假装没看见。

她说“我们要先回家，你要过来坐坐吗？”

“不了需要帮什么忙吗？”

“没关系。”

父亲看了看我“既然都回来了，一起吃个饭？”

我看到他毛毡帽下露出的鬓间白发，算是默认了。

我觉得就那样干站着也不好，既然帮不上什么忙，就帮着开一下车门吧。送父亲上车，关好车门，姜离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绕我的身后，不由分说地揪住我的衣袖往他身边拽，让我跟他上车。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姜离自己有开车出来，他似乎过了很久才想起来坐在他旁边的我，又似乎想了很久才愿意和我说话。

“几天了。”

“不告诉家里？”

“有事忙。”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爸爸。”

“路过。”

“带着家里的司机？”

“不然，走路？”

“何曦，你多少岁了？”

我才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他问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他果然有些生气，“何曦，这么大怎么还跟小孩似的，跟哥哥多说一句话会死？”

“我感冒了。”我答非所问。

他听得出来我的鼻音很重，确认我没有说谎，叹了口气。“到家的时候我看看，我给你开点药吧。”

我说好，他没有再说什么。

我知道让姜离深感无力的方法很简单，这样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就像陷入死局的对弈，招招不想吃亏，又招招不想让对方受损。通常是这一方进一步，那一方也进一步，这一方退一步，那一方也退一步。没有输赢，没有硝烟，是漫长的拉锯战，相较于精力的耗损，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与母亲，他与父亲，我们的关系，像许多这样半路离异的家庭，要花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去磨合，也许破散。

姜离和我都清楚，目前这种和平意味着什么，所以谁都没有试着去打破。

但是当我抬头，余光里再一次看着那人给父亲碗中夹菜，顿时味如嚼蜡，这顿饭是再也吃不下去了。

理智上认为这当然是再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