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推行新制，目的在于改变税收性质以及计税依据，在于去人税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

至于土地的所有权，并不是重点，毕竟，不管其所属，土地就在那里，税制标准也很明确，有多少地，纳多少税。

而大地主们通过转移所有权以避税的做法，固然会给朝廷的税收造成一定的损失，但属于合理避税，在规则之下。规矩是朝廷制定的，自然要维护，除非，朝廷改变现行规则，彻底禁止土地买卖流通，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比税改还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一点，那就是今后大汉有很大一部分土地经营者，除了要缴纳朝廷的正税之外，还需要向老地主们上交一定的「份子钱」。鯏

至于交多少，就看他们私下里的约定了。而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地方上基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将更加严重。

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而言，新税制是友好的，比起两税制，他们每年需缴的税赋是实在下降的，负担是大大减轻的。

但对于那些带有「佃户」性质的小农小户而言，却不一定了，朝廷的正税按土地数目来，而地主们私税，就看地主的「良心」了，但封建地主的良心，又如何经得起这等考验。

对于这部分农民而言，若是遇到过分贪婪的主家，双重税赋之下，其负担可想而知，新的土地矛盾，又将滋生了。

虽然以大汉目前的土地状况而言，远没到那样的地步，大汉如今仍旧是以自耕农为主。但有些事物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有些趋势甚至是不可逆的，自耕农破产，失人失地，土地兼并持续。

改来改去，终究只是改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根本的问题没有改变，那大汉帝国的未来，也是可以预见的。

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刘皇帝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曾经想让政事堂下了一道制令，登记在册之土地，所属必须明确，并且朝廷保护其所有权。鯏

刘皇帝意图很简单，既然想通过分地以避税，那土地分出去了，就是所属人的，至少从法律上，那些土地就不再是原主人的了。若是今后出现有关土地所有的纠纷，那官府也当按籍册记录审判。

不过，这一条被赵普给拒绝了，为此两人还少有地发生了一段争执。赵普的想法很现实，若依刘皇帝之意，下这么一道制令，属于釜底抽薪，就是在断天下地主们根，必然引发群体性的不满乃至抗争，对于已经渐入正轨的税改造成严重冲击，生出不必要的麻烦，于大局不利。

刘皇帝则坚持认为，朝廷正税之外，地主们还能收私税，这岂合朝廷成制，长此以往，必然国将不国。对于刘皇帝的见解，赵普也表示认同，但让他下制令，仍旧不愿意。

争执了许久，最终还是以刘皇帝的妥协收尾，就因为四个字，大局为重。税改是按照刘皇帝的意志施行的，新制也得到了刘皇帝的认可，推行到如今的地步，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与弊端，是改革所必须承受的。

也正是这样的妥协，才让刘皇帝意识到，他就像是在堵洪水，拼尽全力，但潮水依旧汹涌而来，不可遏制，他在世能坚守着，他之后呢？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刘皇帝对这句话又有了新的理解，是想管，但当真管不了，管不够，人越老，越觉其无力。

大概是觉得触怒了刘皇帝，赵普在后来又私下里向刘皇帝建议，为改革之事，必要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陛下若有心，完全可以等到税改完成之后，再作计较，将来可以把土地籍册的作用放大。鯏

对此，刘皇帝勉强接受了，但兴致不高地说了句，朕又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刘皇帝早就意识到了，这税改，别说两年，就是三年五

年也未必能彻底完成，看看几个试点地方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