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颗粒无收者都不乏。

但是，产出减少，日子照过，租税照收，小民生计，尤其是那些托身于权贵、豪绅之家的旁户，更是艰难。

一直以来，川蜀的税收，基本都是由于小农及旁户承担的，而占据主要生产资料的权贵、官僚、地主们，大多没有分担税赋，解民之困的觉悟，不过度地压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灾害反复袭来时，小农破产，无以为继，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要么流离觅食，要么揭竿而起。

说到底，问题还是川蜀那尖锐到极点、深重的极点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让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场变乱，只不过，那一次的直接诱因乃是人祸。

那一次，由于平蜀将士的胡作非为、大肆抄掠，对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生产经营、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也正因为那一次动乱，让孟蜀时代的遗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恢复起来耗费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统治，事实上却是有利的。

只不过，三十五年的时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这么多年下来，当初孟蜀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大汉帝国时代，仍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拥挤的成都平原上，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深重，中下层士民小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怨声不说载道，人心也几近沸腾了。

川蜀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的特殊风俗人情，复杂困难的交通致其闭塞，也让这里成为权贵、豪强滋生的温床，让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与剥削。

多年下来，当初入蜀的将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补孟蜀权贵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同时，也逐渐与本土的那些豪强们合流，共同形成了一个比孟蜀时期更为强大、也更为顽固的剥削阶级。

事实上，以国民的耐受程度，只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少些折腾，那么除了那些蛮乱，川蜀也很难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前两者能够保证，至于第三点，那可就真的太难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东南、中南半壁未曾归顺。

乾祐末为了一统，进入开宝时代，西取河西、北伐契丹、南征大理，包括过去十几年对安西、吐蕃的攻略，剑南道都承担了不小的人丁与税赋。而这些负担与压力，一层层地转嫁下去，自然落在川蜀广大小农百姓身上了。

而作为核心的剑南道，除了上供朝廷，还要供养本道的权贵、官僚、军队，另外，还需要履行作为西南“老大哥”的义务，每年都需协调支援周遭的穷小兄弟们。

再加上时不时发生的灾害，如此种种，层层施加下来，川蜀的士民百姓能坚持这么久而不出大乱子，久已经是忍耐力的体现了。

事实上，早在前几年朝廷发兵，进入吐蕃平乱时，剑南的荣、邛等地就已经爆发过骚乱。只不过乱事不大，世祖皇帝又在，上下在维稳控制上格外卖力，事态被迅速平息了。

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先帝走后朝廷的威慑力下降是一方面，严重的干旱灾害是另一方面，再加上剑南道上层的内斗以及权贵、官僚、地主们不加收敛的压榨，共同促成了这么一场波及全川的大动乱。

举事首领王小波是茶商出身，作为蜀中三宝之一的茶，其利润大部分都被朝廷以及权贵、官僚及大茶商们分享了，而作为茶行业里最底层的贩夫走卒，只能从万千小茶商、茶农一道，在利益链条的最底层，争抢一些残根冷炙。果腹尚且艰难，就更别提其他了。

与茶一般，盐、丝行业，也是如此。可以说，川蜀的这次大叛乱，就是蜀中各行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