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放弃了直接吞并饶乐国的目标，改以掠夺为主。数万金兵，如蝗虫过境，搜刮吞噬着饶乐国境内的一切，人口、牲畜、财货.

等到建隆八年，在刘金的数次大掠中，刘昕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家当，几乎损失了一半。在安东女真之乱如火如荼之时，甚至有金兵越境南下，到燕山北道境内烧杀掠夺，虽然迅速被当地驻军剿杀驱逐，但燕山北道也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安宁之后，再度品尝到铁与血，究竟是何滋味。

而金军对帝国北疆的骚扰与威胁，又何止燕山北道，在饶乐战火连绵之际，在汉帝国漫长的北部边境线上，在长城以北、阴山以南的沙漠、草原间，来自金兵抑或金国下属部落的骚扰，也已经常态化。

到建隆八年，乃蛮金国的存在，已经成为帝国北部边境安宁的一颗毒瘤，汉金之间距离彻底撕破脸皮只差一层脆薄的窗户纸了。塞北的骚乱，甚至影响到京畿权贵士民吃羊的大事.

但在建隆九年初，帝国中枢达成的决议中，仍旧不包括直接出兵北伐，先南后北才是帝国戡乱攘寇的基本方针。不过，在明知道刘金野心以及金国对大汉威胁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再坐视不理。

契丹的灭亡，已经让刘文济饱受非议，为了此事，朝野内外总是免不了蜚短流长，指责刘文济只顾着揽权整顿，对付宗亲骨肉，而放纵外侮.

在这方面，刘文济也是真难，当年他要是力主出兵救援漠北契丹，且不提军事成败可能给刘文济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旦出手，必然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流言蜚语，虽然并不能伤人，但的确是能诛心的，而安东王刘文渊是一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的。这一点，是刘文济深埋心中对刘文济与安东的愤怒，引发建隆六年“宗藩之争”的重要原因。

因此，经过与政事堂文武相公们的商议，针对乃蛮金国，刘文济做出了三方面的措施。其一，加大对饶乐国的支援，粮食、武器与兵力（从南附契丹部众中简拔勇士，发给武器，以雇佣兵的方式支援饶乐）；

其二，诏传帝国北疆边防诸军，加强警戒、巡逻等控制措施，再有金兵犯境，边防驻军将领可适时发起反击，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寇；

其三，也是对金国打击最深重的一点，下诏北部诸边，尤其是与金国交界要道、关卡，封锁一切通往漠北的贸易通道，禁止一粮一茶、一盐一铁流入金国辖地，经济制裁手段直接使上了。

没错，就是在金国与饶乐国激烈对抗的那几年中，汉帝国这边与漠北的经济联系也没有中止，还是有许多商人通过明面的、秘密的交易路线，将金国急需的物资转卖过去，甚至包括一些武器装备，那段时间，也是北境走私犯最猖獗的时候，赚钱正当时.

随着朝廷三项大令的下达，虽然没有大动兵，但整个帝国北疆的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了。饶乐王刘昕那边，总算松了口气，对朝廷怨言缓解了几分。

而由于经济制裁的缘故，也导致北境走私犯罪活动更加高涨，即便朝廷下达了犯行即杀的酷令，依旧免不了一些商贾以身犯法，尤其是生存在塞北漠南的一些归附部落.

同时，经济制裁这一招，对金国来说也的确是好使的，南北的贸易线，一定程度上也是漠北的生命线，当汉帝国的禁令下达之后，很多问题迅速暴露了。而仅靠那些走私活动，显然无法弥补金国对大汉各种物资的需求。

可以想见的，汉帝国的举措，彻底激怒了刘金，也加剧了汉金之间的敌视与冲突。从建隆九年秋开始，汉帝国北疆，西起榆林，东至燕北，处处示警，狼烟滚滚，金兵频繁南掠。

这一回，比起过去几年一些掩耳盗铃的所谓“部族行为”，可要直接得多。虽然规模仍不算大，但都是金国成建制的骑兵，汹汹南来，遇强则避，遇弱则打，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