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逮捕,当时的警察可以逮捕他们看起来贫穷的人。
美国的公立学校不会教学生们《独立宣言》的不合理之处,也不会有人告诉他们,遇到暴君和暴政他们可以选择不再效忠。
他们只能通过消极的方式抵抗,不参与投票,总统从50参选的选民中,获得了52的选票,那也只能代表25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剩下的75公民的意志就这样“消失了”。
失败者没有发言权,舆论掌握在“胜利者”的手里。按照正常的逻辑,其他外来者看到了这些现象该揭发出来,避免别人也上当。
但他们可以看到成为“胜利者”后,通过这个制度自己也可以获得同样多的好处,他们想要的是融入这个阶层,自己也获得种种特权,收割世界财富的同时又得到“救世主”、“解放者”之类的好名声。
“囚徒困境”的存在基理是背叛是合理的,小孩子不那么觉得,赫敏给每个da成员签署了一份协议,谁告密谁就会和玛丽埃塔·艾克莫一样脸上长“告密者”的痘。
伦敦塔有个叫“叛徒之门”,叛徒都是要执行死刑的。
美国司法部门却说服那些涉及《反海外腐败案》的人们与他们做司法交易不仅获取减刑,还有钱拿,在这些检察官看来还有什么比减刑更有诱惑呢?
这种秘密交易还是秘密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一旦被人曝光了那么当事人就颜面扫地了,游街示众的时候是遮脸还是遮身体呢?
即便穿着打扮得再体面,上了小报就要被世人当成笑柄看,就跟不穿衣服差不多,一个人辛苦一生建立起来的名誉毁于一旦。
法官有很多,不是各个都像丹宁那样,也有轻罪法庭上那个问男朋友“你为什么要让女朋友蹭吃蹭喝”的法官。
《拿破仑法典》里还有一条,一切所有人都应该设置屋檐,使得自己家屋檐的水流住于自己的土地或公共的道路上,所有人不能让雨水流到别人的土地。
这个法官要不是读书读傻了,就只有超大的工作量让他的脑子失灵了才会问出这种问题来。
又或者这种法官是为了某个阶级服务的,有钱人可以轻易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即便女方拒绝他们了,他们也可以和教父里那两个常青藤名校的少爷一样,把女孩打到毁容了,法官还是让他们无罪释放,逼那个意大利棺材铺老板向黑手党效忠,让黑手党为自己声张正义。
如果美国人的这套关起门来自己玩,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向全世界输出他们那一套就不对了。
一棵树结了果,那果子与树有关联,但果子不同于树。妻子有独立于丈夫的对抗权,并且至少有不被驱逐的权力,丈夫偷偷把房子拿去抵押了,她不知情,银行也不知情,这就好比正妻和被外遇的女人都不知道,被外遇的女方以为男方是单身的,她们俩为什么要打起来呢?应该是她们俩合伙一起打那个鬼混的男人才对。
“外遇女”——银行不想再惹上这种麻烦,跟男性交往前再三确定他是不是单身的,搞得像审问一样,谁还有那个心情呢?
信托的基础是良心,衡平的基础也是良心,信托法之存续也在于良心,轻罪法庭在这么丧良心得审判下去,迟早信托法和信托公司也会执行不下去的,信托公司拿着投资人的钱亏光了,以后少爷和小姐们怎么继续无忧无虑、挥金如土得过日子?
也许有情绪激动的人会跳出来说,轻罪法庭是针对穷人的,和富豪没关系。
这话该早点说呀,何必说什么人人平等,这不是骗那些老实人么?
少爷、小姐们的爸妈在电视上可不是那么说的。
难怪底层的美国人宁可相信地球是平的,也不信电视里科普的地球是圆的。
他们宁可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的人身上也不愿意在家陪自己的孩子,一个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