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每天晚上他们都没有尿？

难道他们都不欠工分吗？

我和苏老二冬天锄白草，夏秋天到山上沟下割青草，回来后用铡刀铡成碎末儿，然后用土把它们封起来，在起热发酵后翻腾几次就成了草粪，最后在每年该交草粪的时候，父亲再把他翻腾成一个规规矩矩的长方体，等待薛老喜们去丈量记工分。

除了上山下沟弄草压草粪挣工分，我父亲还有一个挣工分的方法。

那年代的冬天是下酷霜的，凌晨三四点一阵酷霜袭来，尽管没有一丝的风，但一两个小时所有树上的叶子都会被酷霜打落，那一个时刻站在树下就能听见清晰的“哗哗啦啦”的落树叶的声音，每一个树叶上都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印象中，父亲一年总是盼望这样的凌晨，那一段时间，他总是一夜起来好几次，用自己的肉体体验那酷霜是否到来。一旦酷霜来临，父亲就精神抖擻地挑起两个篓子，摸黑到东黑眼儿沟下搂树叶儿。也不知他搂了几篓子，也不知道他跑了几回，侍我起床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家的草粪堆一夜间长的小山一样高。

父亲象对待宝贝一样，在那树叶上洒水、封土、压瓷、起热·····，然后整理的豆腐块儿一样，等待薛老喜去丈量记工分。每次丈量时，父亲总是要我去看他们报的数和尺子是否符合，但那群人总背着我不让看，最后还是糊里糊涂的，父亲总是不高兴几天。

人，大概都是这样，有时也不为什么深仇大恨，但当对方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的时候，他便会想方设法地去找回自己的自尊。

可能是因为父亲在年终分红的时候问过薛老喜家里的工分是多少的原因，很多时候我都能够察觉出来，薛老喜在对待我家工分的问题上特别的用心。父亲那时问薛老喜家一年挣了多少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一定是受到了刺激，所以有机会薛老喜便会抓住不放，恢复自己那曾经受过刺激的自尊。这些微妙的事情我能够感觉出来，父亲当然也会觉察出来。

每年到了收草粪的时候，康大功总是先召开一个生产队的社员会，告知大家最近几天要收草粪了，让大家把自家的草粪堆整理一下，在验收的时候大家不要扒瞧，有多少就是多少，队里不会亏待每一个积极劳动的人等等。然后又让薛老喜组织他的本家和康家的几个人进行丈量验收。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总是不安心的，他是知道薛老喜的用心的，薛老喜也是知道父亲是敏感的。所以薛老喜总是瞅着父亲去南坡干活儿的时候丈量我家的草粪。

后来的几年，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每到那几天父亲总是会嘱咐我，让我在家里等着，看看薛老喜是怎样丈量我家的草粪堆的。因为每年丈量草粪的时间总是在寒假里，所以我有的是机会。

开始我并不介意，认为丈量草粪时，那尺子是硬的，薛老喜还能捣蛋到那里去，每当父亲回家问我，我家的草粪堆是咋量的时候，我总是说，人家是咋量，咱家那也是咋量的。

父亲听后，总是一阵的沉默。

那一年的冬天，又到了那个季节，父亲临上南坡干活儿的时候对我说“老喜今天派我去金岭修大寨田，我存着他是要丈量咱家的草粪了，你就在咱家的草粪那里等着，看他坑人不坑人”。

那一年我都上五年级了，不但知道了丈量草粪堆的方法是“长乘高乘宽”，而且胆子也有点大了，不是老害怕薛老喜了。

那天，我就在我家的草粪堆边转悠，一会儿我看见薛老喜手里掂着一根像锄把一样的木棍子，带着丈量小组的人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

那时，凡是压草粪的人家，都是康大功指定了固定地点的，是谁家的草粪，薛老喜都清楚的很。

薛老喜是不掂尺子的，在丈量长和宽的时候那两个拉尺子的人量一下报一次，有记录的人在户主姓名的后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