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想要得到的资源，但依附和掳掠是不一样的，掳掠来的战俘通常是奴隶。

不仅印第安人学欧洲人学得快，欧洲人学印第安人也学得快，随着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冲突变多，欧洲人也有被印第安人掳走当奴隶的。

这怎么能行呢？

被掳走的欧洲人通常都是要被赎回来的，约翰·奥尔登就被指派负责这件事，这笔钱作为保护国王子民的马萨诸塞州总督必须给，条件是可以商谈的。

被掳走的人终归当过一段时间奴隶，通常来说会被没有被掳走的居民瞧不起。有一个牧师列举了《圣经》中《利未记》的章节，凡是从异国购买的男仆和女仆要“永久为奴”，是他们和他们孩子的继承财产，那些被购买的异国人不能像那些被人购买的希伯来人那样在千禧年得到自由，这样一来就和从非洲来的奴隶区别开了。被奉为至善的约伯也是个奴隶主，在《创世纪》中也有诺亚醉酒的故事，那可能是最早的一起关于奴隶的判决了，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的天顶上还画了这个故事，当诺亚的儿子们为不着寸缕的父亲盖上长袍后，诺亚诅咒了小儿子“你将成为你兄弟的奴隶。”

南方的亲奴派神职人员征引《圣经》以证明奴隶制的正当性，有了上帝做靠山，奴隶制也就有了压倒一切的道德优势，自然南方也就没有“人人平等”了。

上帝让一些人为王，一些人为男女主人，一些人做商人和劳动者，其他人做仆人和奴隶，这是传教士们为社会不平等和等级制进行辩说的。南方种植园的棉花要送到英国的工厂加工，南方的美国人与英国的关系比北方更为亲密，如果奴隶制都是道德的了，那世间还有什么邪恶的制度？

奴隶主们辩解道，奴隶制是一种仁慈的制度，圣经中的四个世界帝国也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征战，正是奴隶制拯救了战俘的生命。南方奴隶主不像北方资本家那么没日没夜地压榨劳工，如果奴隶遇到了一个好主人那个奴隶会过得比农民还要舒适。

在美洲大陆上有一种响尾蛇，它发出警告时会摇自己的尾巴，发出清脆的声音，它的响环每脱皮一次就会增加一个，刚生出来的响尾蛇只有一个响环，年龄越大响环越多，发出的声音也就越大，它与眼镜蛇一样都是毒蛇。

这样一来那个说人生来不平等牧师倒更像是魔鬼假扮的了。

推翻父权当然是恐怖的，需要一点点“冒犯”的行为，英国的罗伯特·菲尔默是《父权论》的作者，他说到君主们就如同亚当一样，对于生灵有着绝对的权威。

对于国王的拥护者们来说，君主有着不可侵犯的权利，那是神授的君主制而来的。

当1688年“光荣革命”到来时，辉格党人需要一种政治理论，使得他们的革命政党合理，摆脱君权神授的观念，而趋向于这一种新思想的就是洛克所修改的契约论。

以前人们遇到昏君时只能无计可施，契约则要求国王们正当得行使统治，否则臣民就有权解除对他们的效忠。

17世纪之前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教皇才能解除效忠，因为教皇是尘世的代表，新教徒则认为他们能与教皇平等得共沐神恩，教皇也就失去了解除臣民对国王效忠的权力了，这也导致了教会对异端比异教徒打压得更狠了。

在《论反对暴君》里说，王权包含了两项契约，第一项契约时上帝为一方，人民和国王为一方，他们维系着上帝原来与他的选民所订立的古老契约，即摩西十诫，在第二项契约中国王向人民保证施行公正的统治，而人民则服从于他，因此国王们要受到契约的约束施行公正的统治，而臣民们则与上帝有约看守他们，使之统治公正，君主立宪要求国王在宪法上签字。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但他逃走的时候在桌上留下了一份声明，谴责制宪会议夺走了王室的权力。

从17世纪晚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