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

“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

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

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

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

“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

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

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

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事实确是如此。崇祯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

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

“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

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

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

“免朝”了。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

“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

“夙夜焦劳”了。然而，他的

“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

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

“可喜”与

“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

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